?善作善成：“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于為民辦事”
近平敢說，敢做，敢擔當。他有一個特點，就是：我說的話，如果有錯你們就指出來，我肯定改；如果我說的沒錯，你們就照著辦，不能打折扣。如果是你不對，我就要糾正你，而且不能說一下我就不管了，還要督促你真的改過來。如果有人指鹿為馬，顛倒黑白，不對的事情還要說對，那絕對不行。近平就是這樣一個人，工作上首先嚴格要求自己，然后再嚴格要求別人，他非常善于團結同志，關心群眾。
近平處事非常公正，很多農村人當領導，裙帶關系很嚴重，把親戚朋友照顧得很好，多吃多拿多占。近平沒有這么做，知青也好，社員也好，一視同仁，他絕對不會用公家的資源額外照顧朋友，絕不會做不公正的事。所以，近平批評一些社員，他們都能接受。社員們都信服他，認為他公正、沒有私心。
——梁玉明《“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”》
他有文化，有思想，有主意，頭腦靈活。當時我們村里識字的人不多，需要一個有文化的人來主持事情，所以就選了近平當書記。
他勞動非常下力氣，和我們農村的壯勞力能干一樣的活兒。近平在平時勞動的時候，干的比我們社員還要多。這樣的人當干部，能讓大家信服。
他和我們村里人相處得非常好，感情非常融洽，群眾基礎非常好，大家都喜歡他，愿意和他拉話，他說啥我們都愿意聽。
近平敢擔當，能做事，總是為村里著想。在當村支書之前，他就對村里有很多規劃和想法。打壩、修梯田、打井，增加糧食產量，這些他一直都在考慮，都在和社員交流。當時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較保守，對新鮮事物比較抵觸。近平給他們做思想工作，容易說服他們，能把隊伍帶好。
他在搞社教期間處理趙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，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。
另外，他是北京知青，在我們農村各個姓氏、各個家族中間能保持中立，做到公平公正，不會偏袒誰，大家都信任他。
近平當時也非常愿意擔任村支書這個職務，雖然很苦很累，但他不在乎，他真心實意想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。
……
我們選近平當村支書，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、敢于擔當，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，群眾需要什么，他就干什么。他的每一個行動和決策都很務實，都是為老百姓的利益考慮的。
設身處地為群眾著想，這句話說起來簡單，做起來并不容易，這需要干部有一顆真誠的心，有一定的處理問題的經驗和技巧。
近平剛當梁家河村支書的時候，我們村里接到上級分派下來的一批救濟糧。糧食到了村黨支部，大家都很高興，但到了分糧食的節骨眼上，誰都說自己家困難，誰都想多分一些糧食。不是我們村里的人不實在，而是因為那時候確實太窮了，涉及填飽肚子的問題，誰也不會謙讓的。村里人開會商量這個事，說著說著大家就吵起來了。
近平說：“都別嚷了。咱們現在就到各家各戶去看，究竟誰有多少糧食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誰該多分，誰該少分，不就一目了然了嗎?”
近平說完就站了起來，帶領大家到各家各戶去看，看每家有多少糧食，當眾記錄在冊。從夜里十點多，一直看到凌晨五點，把各家存糧的情況第一時間都弄清楚了。散會的時間和到各家各戶考察的時間是“無縫對接”，誰也沒有機會投機取巧，想要當眾跑回家，把糧食藏起來的機會是沒有的。看完以后，誰家糧食最少，就給誰家。大家也就沒得說了，這是最公正的解決辦法。
后來，大家議論這個事說，咱村這個事，也就是近平當支書敢這樣做；別人當支書，肯定不敢這樣做，就算這么做了，村里人也不一定聽。
近平當我們村支書，確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。他實事求是，說公道話，做公道事，敢做敢當。比如近平打我們村最大的淤地壩，當時村里有一些觀念保守的老人反對，但是近平一點一點地做工作，還找了王憲平幫他做工作，把思想工作做通了，讓大家都信服。最后這個壩打成了，灌溉方便，農作物產量也提高了。實際效果一出來，大家的思想觀念也都轉變過來了。所以我們村里人都對他很服氣，他說啥我們都聽。
——石春陽《“群眾需要什么，近平就干什么”》
在平時勞動和生活中，近平和村民們朝夕相處，聊天的時候他不僅給大家講大山外面的世界，也會普及一些文化知識，總是想方設法讓大家學習文化。
我離開村里到縣上工作以后，差不多每兩周回來一次，都會去看近平。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，他的窯洞里還是那樣“高朋滿座”，村里人都喜歡找他拉話。我們村有個后生叫武暉，經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話，問這問那，對外面的世界、對知識充滿了渴望。
近平在村黨支部開會的時候就說：“咱們村，像武暉這樣想學習的人可多呢。年輕人如果不識字、不學習，以后是沒有出路的。我辦一個掃盲班，把大家組織起來學習吧！”
當時村里人大多數不識字，他們一聽近平這個提議，都很高興。近平說辦就辦，馬上就辦了個掃盲班。他的目標是，讓每一個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夠認識常用的一些漢字，并且認得越多越好。
近平自己抄寫了一些卡片，上面寫著簡單的漢字，比如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……先從認識這些基礎的漢字數字開始，再逐漸教一些比較常用的文字，比如：大、小、多、少；前、后、左、右；東、西、南、北；男、女、老、少；等等。他先讓村民們了解這些經常用得到的字，把這些學扎實了，再慢慢地教他們更多的字。近平一般是利用勞動回來吃完晚飯的時間，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時間，把大家召集過來開掃盲班，教大家識字。
除了識字以外，近平還經常跟大家談天說地，通過這種輕松愉快的形式，梁家河村的人從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風土人情、人文地理，豐富了知識，也增長了見識。所以，在當時，與周圍的其他村相比，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質要高一些，識字的人也要多很多。
——王憲平《“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”》
近平解決了當時陜北農村老大難的燃料問題。那個時候，因為植被稀疏，我們陜北農村砍柴難，做飯、取暖、照明都成了難題，所以近平一直在尋找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。一開始近平說想搞沼氣的時候，很多人不相信，也不支持。近平到四川去學習沼氣技術，回來以后親自試驗，建起了陜西省第一口沼氣池并點火成功。這種情況下，就沒有社員反對辦沼氣了。說老實話，農民是最實際的，他看到了，得到實惠了，他才接受。講再多道理，什么前景、什么展望，他們不一定接受。必須身體力行，給他們做出樣子來。從這以后，沼氣得到大面積普及，解決了困擾我們這個地區多年的燃料不足問題。
沼氣池里的沼液可以作為肥料施在農田里，比一般的糞肥肥力要大得多。我們村曾經試驗過，專門選一塊地方施沼液，等到莊稼長起來，明顯就比施糞肥的莊稼長得茂盛，到收獲的時候，產量也更高。
近平當支書以后，還給村里辦了個代銷店，這個也是為了方便社員生活辦的。社員想買點日用品，比如煤油、洋火、肥皂，要等到逢集的時候跑到文安驛的供銷社去，要提前請一天假，趕著去，趕著回，很多時間都浪費了。有了代銷店，村里把農民需要的東西備齊，農民走幾分鐘路就能到代銷店，買到需要的東西，后來就越來越靈活了，社員還可以賒賬，或者拿雞蛋去換。比如一斤煤油，用四五個雞蛋就能換到。
鐵業社也是近平辦的一件大好事。近平把會打鐵的社員組織起來，實施定額管理，比如，每個鐵匠一天打3把老镢（陜北方言，撅頭），就給他10個工分。超出了3把，就給予獎勵，完不成任務就要扣除相應的工分。多勞多得，少勞少得。當時延川各個大隊普遍沒有副業，沒有副業就沒有資金。我們鐵業社把那些鋤頭、老镢、鐮刀生產出來，社員用不完的，就送到文安驛供銷社代銷。賣了錢之后，扣除成本，剩下的錢就是村里的集體收入。村里得實惠，還可以給鐵匠分成，比如一件工具賣了3塊錢，就可以獎勵鐵匠1毛、2毛的。整個鐵業社的規劃、管理、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，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管理方式。從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，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于為民辦事，有一套方法和技巧。
農活的勞動強度很大，對于婦女來說就更是極大的負擔。婦女家務繁忙，不僅要上山干活掙工分，在家還要做飯，還要縫衣服，還要照看娃娃。那個時候的農村，孩子一個接一個地生，一個比一個大一兩歲，一到吃飯的時候坐一排，都搶著吃，照顧孩子確實非常辛苦。到晚上，男人和孩子都睡覺了，婦女還不能睡覺，要拿起衣服，在昏暗的油燈下縫縫補補。
有一次，近平跟我聊起陜北農民生活的事情，他說：“為啥農村生活苦？為啥婦女那么勞累？有一個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。”我說：“是啊，我們兄弟姊妹7個，都不算多的。”近平說：“生的孩子多，農民負擔就重，婦女的勞累就更多，農村的年輕人還是應該少生娃娃，把娃娃養好。”可見，那個時候近平就有了優生優育、減輕婦女負擔的思想。
近平看到農村婦女這么辛苦，就在這方面動了腦子。他搞的縫紉社主要是為婦女著想。農民衣服磨損得快，婦女白天干完活，晚上還要在煤油燈下縫縫補補。近平找了我們后隊的一個叫雷琴的婦女，她的縫紉手藝好，專門在縫紉社縫補衣服、做衣服，其他的婦女就可以上山勞動，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燈下熬夜縫補衣服了。近平還制定了一個規則：社員可以用工分來支付裁縫的報酬，比如，一個社員一天的工分是10分，就可以用這個工分來做衣服，做一件上衣用5分，做一件下衣用2分。而裁縫做得越多，所得的工分就越多。這樣既解放了婦女勞動力，又解決了村里人日常的需求。
近平還給我們村打了一口深水井。在這之前，前隊沒有水井，吃的都是泛水井里的水，非常不便，水質也不好。并且，當時前隊有一塊地種蔬菜，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來灌溉，僅靠挑水來澆菜，勞動量太大。近平跟村里研究，決定在菜地旁邊打一個井。打井的時候，近平親自下到井里，站在冰水里面挖泥土和石頭。這口井打成以后，同時解決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問題。現在村里安了自來水，也是用的這口井里的水。
近平還給村里辦了一個磨坊。為啥要搞這個磨坊？那時候，毛驢是陜北很重要的運輸工具，要運東西，要馱著糞上山，那時候毛驢很少，經常不夠用，社員經常為爭毛驢爭吵。如果用毛驢推磨，從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糧食。近平辦的這個磨坊置辦了一套機械設備：柴油機、磨面機、碾米機，一小會兒功夫就能磨完，不用浪費時間，承擔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，也把毛驢騰出來用于生產和運輸。社員只要把糧食拿過來，一會兒就磨好了，非常方便，而且都是免費的。
近平做了這么多實事，源于他親身體會到農民生活面臨的難題，也源于他平時的觀察和思考。他敢于實踐，敢想敢干，也能干會干，能把想法變成現實。
近平有威望、有能力，做了很多實事，同時也在積極地融入社員當中。他來到梁家河以后，一直在學習我們當地的方言，到了后幾年，特別是當支書以后，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。平時，近平對年紀大的人很尊敬，對小孩很愛護。近平對同齡人也很親切，對那些表現不積極的社員，甚至對那些“管制分子”，他也從來沒有吹胡子瞪眼，有話都是好好說，讓大家心里都服氣。我們農村人關系好了之后就愛開玩笑逗樂，難免有些過頭的地方，要么起綽號，要么取笑對方。近平和大家關系都很好，但是他從來不給社員取綽號，也不取笑別人。大家在心里對他既親近又敬重。
他這人做事，有決心、有毅力，輕易不說出口，只要說出口的話，只要認定了的事，他就堅持到底。用我們農村的話來說，就是說一不二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從來不說過頭話。近平打壩、辦沼氣、辦代銷店、辦鐵業社等等，干一件成一件，沒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廢的，無論遇到什么困難，他都能想辦法克服。
近平還能夠很堅決地糾正干部的錯誤。他當支書的時候，前隊有個年輕后生，是隊里開拖拉機的，后來被選為生產隊長。但是生產隊長要負責全隊的生產工作，要吃苦在前，比較勞累，而開拖拉機又風光又輕松，他在思想上有些轉不過來，還是想接著開拖拉機。那個年代的農村生產，社員本身沒什么自主性，關鍵就要靠生產隊長帶頭。什么時候種，什么時候收，在農業生產上生產隊長必須是行家，還要能吃苦，負責任。所以，遇到好的生產隊長，農民就過得好一點，生產隊長不著調，農民就餓肚子。近平給他講：“你既然被選上了生產隊長，就說明村民信任你，你就得好好干，干出個樣子來。隊長是一個隊的帶頭人，全隊的人都看著你呢！開拖拉機會影響你當隊長，也會影響你們這個隊的收成。”剛開始的時候，他還是有些轉不過來彎，近平就讓他慢慢想，每天早上來匯報一次思想情況，看看他有沒有想通。連續跑了三四個早上之后，他覺得近平作為村支書，又是外地來的知青，對村里的事情這么操心，受到了感動，自己作為村里人，更應該努力搞好生產隊的工作了，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轉過彎來了，踏踏實實地當上了生產隊長，安心組織隊里的生產，讓其他人去開拖拉機。后來，這個后生隊長當得可好了。
農村矛盾多如牛毛，村黨支部書記的工作特別難，一個人能當好公社書記，未必能當好大隊書記。村里的工作要費好多腦子，想好多問題。農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，你給他們做工作，必須讓他們思想上能夠接受。把思想工作做好了，什么都好辦，農民就佩服你，支持你工作。農村干部的威信，可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建立起來的，也不是靠嘴巴吹起來的。農民是非常實際的，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，能不能公道。只要做到這兩條，什么問題都好處理。
——武暉《“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于為民辦事”》
近平來趙家河的時候，我27歲。近平通過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，他找到我說：“隨娃，你還得當隊長。”
我說：“我不當了，我當夠了。”
近平說：“不行，你必須得當這個隊長。你當隊長能搞好生產。”
后來村里人跟我說：“近平讓你當隊長，你就當嘛，近平覺得你這個人耿直、誠實，還能干，就想讓你當隊長呢。”
可我這人脾氣倔，因為跟縣委書記吵架我才下來的，現在誰讓我當隊長，我也不當。
我脾氣雖然倔，但近平有的是耐心，他一次次找我談，讓我多為集體考慮，要用自己的能力給全生產隊的人作貢獻。他還問我：“你聽不聽黨的話？不聽黨的話，說明你覺悟不夠高，我就給你辦學習班。”前前后后，近平一共找我談了10多次，最后終于把我說動了，我說：“行，我當這個隊長。”他說：“這就對了嘛！”
那個時候，村子里有3個生產隊，近平讓我當第二生產隊的隊長。其實，當生產隊長可費腦子了，比當個村黨支部書記還要復雜得多，基本上隊里面社員的生產、生活、評工分，都要隊長來安排，安排得不合理，這個人多了點兒，那個人少了點兒，社員有意見，那就不中。
因為我多年不當隊長，碰到了一些困難。這時候近平就到我們二隊來，幫助我解決一些困難，他幫我管集體，幫我開隊會。他這個人口才很好，講得好，講得實，處事又公道，所以他一來，無論什么困難都能解決。
我那個隊有20來戶，人多嘴雜，主意也多。比如評工分的時候，最容易出糾紛，有的人干活多，有的人干活少，評的時候不可能都一樣。如果評得一樣，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見；如果評得有多有少，評得少的人就有意見。我這人直來直去，不咋會調解矛盾，評得少的人跟我嚷，我也跟他們嚷。嚷來嚷去，大家就說：“別嚷了！嚷有啥用！叫近平來！讓近平來給斷斷！”我們就去叫近平來出面。他一來，每次都能調解得很好，他說話能說在理上，讓大家覺得心服口服，最后調解完了，大家也都不說啥了。
——武剛文《“近平讓我當隊長”》
近平剛上任的時候，有一個比較重要的舉措，就是在村里辦了一個鐵業社。鐵業社當時請了王栓（即梁玉明，他的小名叫王栓）的弟弟根栓回來打鐵。他這個人黑黝黝的，身材高大魁梧，力氣大，打鐵的手藝很好，性格比較直爽，說話辦事粗線條一些。他當時在文安驛公社集上打鐵，近平把他動員回隊里來打鐵，做農具。這樣，村里在供應本村農具使用的同時，還能有一些創收，有些“活錢”。但是根栓回來以后，發現自己在梁家河打鐵的收入不如文安驛高了，他就不太滿意，想走。隊里不讓他走，他就要待遇，每個月要給他漲工分。他這個人講話很直，好像八匹騾子也拉不回來的樣子，還說了一些不太客氣的話。當時這個鐵業社，是村里挺重要的一個產業，如果一下子就不干了，對村里的損失不小。這件事很快反映到近平那里，近平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。我們都知道，近平這個人性格也是比較干脆利落的，講話也很直率。根栓也是個很硬的人，兩個人弄不好就要碰出火花。我們擔心近平去找他談，萬一談崩了，鬧出點什么問題，鐵業社就更干不下去了。但實際上，沒過多久近平就笑瞇瞇地回來了。他說，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。原來，近平先是跟他談，曉之以理、動之以情，談得差不多了，又做他婆姨的工作，后來終于把根栓和他婆姨打動了，他表示還是留在梁家河，為村里的鐵業社繼續做事。這種情況下，近平當梁家河支書“開張”做的幾件事里，鐵業社這一件就落到實處了。事實上，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簡單就能做成的，需要處理各種矛盾和情況，做各種細致的工作，才能順利地把各項工作開展好。近平做群眾工作很注意方法，也很人性化，從不采取強勢、高壓的做法，總是盡量做思想工作，把人的思想弄通了，心里疙瘩解開了，事情也就能順理成章做好了。
辦沼氣的事情，我也比較了解。近平當時是到四川遂寧縣學習沼氣技術，還請了一位技術員到梁家河來幫忙。這位技術員是泥瓦匠出身，怎么調水泥，怎么防砂眼，怎么防漏氣，沼氣池用什么樣的規格，外面的石板怎么箍，他都很在行。但是，這個師傅干了一段時間，在陜北各方面都很不習慣，就想回四川老家。他前后經過了幾次思想動搖，就是想回家去。近平反復給他做工作，解決思想上的負擔，并妥善安排他的生活。這位技術員最終沒有半途而廢，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才回去。
——雷榕生、雷平生《“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”》
大概是1974年12月份，我們七個人從延安坐汽車到了銅川，再從銅川坐火車去成都。因為要到四川去學習怎么辦沼氣，所以在火車上大家都特別興奮，期盼之情非常強烈。這期盼源自什么呢？雖然陜北產煤產油，但是老百姓買不起，還用煤油燈，有的老百姓甚至連煤油燈的煤油都買不起。四川人民用上沼氣以后，農村解決了燒柴問題、做飯問題、點燈問題，甚至解決了用沼氣發電問題。這些都是陜北最 需要的，也是我們在那兒插隊以后感到最需要解決的。習近平又是大隊書記，這些問題也正是他當時首先遇到的問題，要解決農村的生活面貌和困難，首先就要從這些問題著手，所以大家一路上討論的特別熱烈。
到了成都以后，我們自己找了旅社住下，然后才跟四川省沼氣辦打招呼，結果省沼氣辦就急了。當時四川省里的領導以及各級領導，不少是從山西南下的干部，他們一聽說革命圣地延安來人，立即安排換到省招待所，并接見了我們，提起習仲勛同志，更是非常有感情。接見后安排省沼氣辦給我們派了兩輛吉普車，派了兩個同志陪我們學習考察，說讓我們都看到、都學到、都掌握辦沼氣的技術，是省沼氣辦的責任。后來我們到各個地區、各個縣觀摩考察的時候，他們的一把手都會跟著我們，一路的安排都非常詳細認真。
省沼氣辦剛開始接待我們時，已經把全國各地來學習辦沼氣當作一種慣例了，來了就帶著我們去看看、轉轉，嘗嘗這兒的好吃的，住在縣上招待所。因為省委提出讓我們都看到、都學到、都掌握辦沼氣的技術，而且帶我們去的干部看到我們認真學習的態度，他們的態度也有很多轉變。當時我們確實是每見一個沼氣池必下去，到每一個地方必問得非常清楚，而且要參觀各種情況的沼氣池，有石頭做的，有土挖的，有磚做的，有土挖以后再用水泥抹的，有用石板砌的，還有在什么樣的土質上建什么樣的沼氣池、怎么建，入料口、出料口以及密封口怎么做，這些東西我們都學的非常具體。
由于四川各地沼氣池建設情況不一樣，我們走了5個地區17個縣，差不多40多天的樣子。有的地方的條件是陜北不具備的，但也有很多條件跟陜北相似的，對這些我們都考察得非常仔細。比較相似的條件，比如有很多紅色的黏土，黏度非常大，腳踩上去都是黏的，含沙量也不大，挖完沼氣池以后稍微涂一點石灰砂漿就可以用了，也不漏。有些含沙量比較大，就要抹石灰，用帶沙子的那種石灰包括三合土去抹。當然陜西還有一些與四川不同的情況，比如土質沒有四川那么大的抗勁兒，你就得用磚砌，用石板的話還要“溜縫兒”。當時習近平跟我們經常探討，提出我們要學習的關鍵是如何保證沼氣池不漏水，要能承受一定立方水的壓力，而且要一次試水成功。因為要是水進去了，再想弄出來就費勁了，一漏就等于報廢了，所以就不能漏。這也是我們學習的重點。
四川的沼氣池是從5立方、3立方開始建的。一個5立方的就能解決三口之家的做飯點燈問題；更大一點的一般都建7、8立方的，一般家庭干什么都能滿足了。四川還有集體建的100多立方的大池子，能發電，還可以把所有的沼氣池串聯起來，發的電可以共用。四川還有很多發明，比如塑料小開關、塑料管、沼氣池的水壓顯示器，還有一些灶具、燈具，都是人工做的，對我們的吸引力非常大。每天學習之后，張之森都會組織我們一起討論，交流學到什么了，還想聽什么，還想再看什么，哪些問題還沒有解決，等等。當時討論比較多的，一個是怎么保證不漏水，再一個就是四川農民制作的東西我們回去能不能制作。再就是沼氣池每一步怎么挖，人下去挖有沒有危險，怎么能保證不出問題，挖的時候有多大的弧度，口留多大，出料口和進料口的角度怎么設計？出料口要留在沼氣池的上部，進料口要盡量貼在內池的下部，口怎么去密封？這里面有很多細節。我們這些知青既沒干過建筑活兒，也沒當過泥瓦匠，所以我們去學的時候都特別認真，盡量作了詳細的記錄。至于更細致的一些技術活，我們就讓同我們一起去的石匠們親自動手去做一做，以便回去后可以操作。
——黑蔭貴《“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學習辦沼氣”》
那天晚上，我和習近平就在大隊的公窯里，召集隊里的干部、社員開會。那是我頭一次聽到他以干部身份給群眾講話，他講得很有條理。雖然那個時代口號滿天飛，但他講得實實在在，沒有什么虛頭巴腦的東西，特別是講著一口比我還地道的陜北話，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眾溝通的。那個時候，我就覺得他在這里“整隊”，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。因為我還有全縣團的工作要招呼，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，只能過一段時間來一次。就這樣，趙家河大隊歷時七八個月的社教、整頓工作，實際上習近平承擔了主要部分，而且我在當年6月就被調到張家河公社去當黨委書記了，習近平獨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，直到收尾驗收。（當然還是在縣委和馮家坪公社黨委的指導下，重大事情還是要公社批準的。）馮家坪公社對趙家河的整隊工作很滿意，結束后要留習近平在那里繼續工作，但他插隊所在的文安驛公社不同意，把他要了回去，擔任了梁家河大隊的黨支部書記。
——陶海粟《“為群眾做實事是習近平始終不渝的信念”》
